公元1637年，也就是崇祯十年，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向崇祯提出了攘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。在那个封建王朝中，国家的兴衰往往系于一人之手，君主的决策直接决定着江山社稷的命运。此时的明朝，已是内忧外患交织：关内李自成、张献忠的农民军如暴风骤雨般席卷而来，襄阳、洛阳等军事重镇相继失守，社会秩序与民生生产被严重破坏，朝廷陷入了空前危机。
而关外的满清同样虎视眈眈。明朝的藩属国朝鲜向满清投降，战略要地皮岛也落入敌手，满清从此没有后顾之忧，多次突破长城入关掠夺财物。令人震惊的是，明军竟无人能阻，纷纷退避。这时，杨嗣昌向崇祯提出与满清议和，皇太极开出的条件颇为宽厚，本可以为明朝缓解巨大的压力。然而，最终崇祯为何拒绝了这次和谈？
首先，这源于祖训。自明朝建立以来，朝廷从未与任何外敌签订过条约，讲究的乃是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秉持不割地、不和亲、不赔款的硬气作风。明初与元朝余部鏖战多年，从未示弱妥协；即便土木堡之变中皇帝被俘，也未显出丝毫软弱之态。明朝的二百年历史中，皇帝们都以自视为天朝上国，无视蛮夷之威。而崇祯显然缺乏那种超越时局、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，他的祖训与心胸束缚了自己的抉择。
其次，是舆论的压力。崇祯在杨嗣昌的建议下秘密派人和皇太极商议和谈，授权兵部尚书陈新甲出使，随行的还有五品官马绍愉。尽管级别不高，皇太极仍然给予高规格接待，二十里外出迎，以示诚意。满清内部其实倾向和议：他们军力尚不足以完全吞并明朝，也担忧入关后难以镇压百姓反抗，关内土地对他们吸引力有限，只求市贸互通维持生活。主张南下的多为明朝降将，如范文程、祖大寿等，根本无法左右皇太极。
和谈协议内容本可让明朝获得喘息机会：一是以宁远、塔山为界，互不侵犯；二是遣返逃往清国的明民；三是明每年向清提供百万两白银、一万两黄金，清提供千斤人参、千张貂皮；四是崇祯或内阁高官前往辽东会盟，双方宣誓为兄弟之国。明方官员认为，宁远、塔山以北的土地已失，赔些银两也值得，但第四条无法擅作主张，于是将密信交给陈新甲。谁料，陈新甲的家仆误将奏疏当作普通公文上交，消息泄露，京城舆论炸开锅。言官们纷纷弹劾陈新甲，指责其签订丧权辱国条约，骂声如雷，把忠心耿耿的大臣置于风口浪尖。
崇祯向来想成就圣明之名，不容污点玷污声誉，于是将责任推给陈新甲，定其私通外国罪而斩之。可怜这位忠臣尚未完成使命，和谈计划就此胎死腹中。原本大好的机会，让明朝获得喘息，收拾内乱再图外敌，因朝堂与民间舆论的压力，生生错过。 再者，崇祯自身心胸狭窄，脸皮薄弱。历史上的贤明君主，无一不是厚脸皮、心狠手辣。刘备在曹操手下种菜、煮茶，韬光养晦，终成三分天下；朱元璋火烧庆功楼，大肆处决威胁自身统治的功臣，巩固政权。崇祯虽志在中兴明朝，勤勉自励，却刚愎自用、心胸狭隘，难以承担大任。 也正因如此，崇祯错失了绝佳时机。1640年，皇太极骤然去世，顺治皇帝继位，由其皇叔多尔衮辅政。多尔衮在汉将怂恿下南下，明朝不得不投入大量粮饷防御，不得不增加赋税，百姓负担加重，民变四起。最终，在满清与农民军的双重夹击下，明朝覆灭，崇祯本人也以自缢煤山的悲剧收场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